往事回忆，首篇便忆支书，足见我辈受党教育之深，方令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，不大知道支书的含义。其实，全称应该是如此表示，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宝鸡市凤县委员会，凤州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永红大队党支部书记。实际职位高于现在的生产小组长，实为村长村支书。当然小于现在的乡长、党委书记了。解放初期至70年代末，支书这一称谓，大多承载的是责任、荣誉、信任、亲切，以及代表着公平与正义还有权威。那个年代，多少基层支书以吃苦在先，享受在后，忍辱负重而践行着今天称之为戴三块表的先进性。绝没有支书去吃垮，喝垮村委会旁的食堂之事。支书确是撑起那个年代的“脊梁”。

我的支书，正是70年代白家店大队的书记。姓孙名春芳者。孙支书正当四十出头年纪。身量较大，长年劳动孔武有力，声若洪钟，脚步沉重，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，还是回民。上有乃父，中有发妻孙婶——一位开朗的长辈，下有长女，和两个上初中的半大小子。家就在宝成铁路线的下边。坐南向北依山的两孔窖洞和一个三间民房，一个很大的院落。

作为大队书记，他领导着6个小队，总计百十户人家，他住在三队。正是我下乡的小队。大队部在一队，那个地名叫白家店。由于紧贴江边自然形式，成为班车的一个站点。自上世纪30年代，国民党修建好宝鸡—汉中的公路，白家店就成为过往客人歇脚的地方。或许其成名更早，笔者未考而已。

初下乡，便觉队上记工分很有创意，一天全勤记5盒烟，天明干活至吃早饭是早工，算一盒烟，早饭至午后中饭是两盒烟，午饭至傍晚是两盒烟。时当文革时期，从未富过的农民，在山区过得是紧而紧的日子。6个小队穷富差距很大，一队、二队毗邻，一天5盒烟仅值1角8分钱，五队、六队稍好，好象也就2角、3角。4队远在3队的山上最差仅8分钱，我们3队最富4角、5角钱。支书开玩笑，一天累到完，也就一盒“宝成烟”，弄不好还只能抽“羊群”满山跑。这都是时下已发展大了去的夕阳工业——宝鸡卷烟厂的产品。

我们十个知青7男3女是幸运的，3队最富，土关铺乃其大名。嘉陵江自北向南，沿着山边流过，山上依次是平地然后是坡地，江边有大片平地。仅水浇地早已达到中央要求人均1亩以上。还有难得的十多亩稻田。记得当时去考察下乡点的老师回来时，把有大米吃说成是最大优点。很让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。好与不好，不都是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 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，明明是城里无业可就，到农村讨口饭吃，偏要说得 如此正经，足见毛主席他老人家也算是“忽悠大家”。

74年2月末，我们来到队上，条件真不错，住房两人一大间18平方，土坯瓦房，房高门轩，坐西向东（远比宝鸡城里大多数家里住房条件好）。做饭烧柴禾遍山尽是，吃水下坡3、5分钟，嘉陵边水取之不尽，厕所在一排教室的背后，有草棚遮雨，十分干净。尤其比70年、80年代位于宝鸡市区汉中路口和经二路交汇口的哪个厕所好得多。直到八十年代末期，那个厕所的生意还十分兴隆，黄黄的尿液常常流至街上，就这样，还时常排队，黄金路段嘛，只是当年那些在此入厕排过队的人是否还留有不快的记忆呢？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，不就是太差了，才有了后来当回事情来干的城市厕所建设工作嘛。

一、 超吃小麦事件。

全队好像也就十四、五户人家，一个五保户张老汉已70多岁，还有一家儿子有残疾，全队全劳力仅十二、三个，地广人稀，土地多，一下来了十个劳力，在队上也是好事。尤其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知青小组仿佛特别热爱劳动，计较出勤、计较工分多少，更有甚者，如我意然初下乡第一个“五•一”节也未回宝鸡。足见工分迷之至。出勤多，自然吃得多。前八个月国拨商品粮月供50斤不够，第二年吃农业粮，人均小麦375斤、玉米220斤、大米30斤，仍然不够。初下乡即知队上存粮多，仓库一看，小麦席囤高高的3、4个。散在底下的还不算。吃完即领，也未算帐，只是知道，恐怕是吃超了。队长是一位从陕南汉中来此落户的长辈，人很好，农业活在行，他已不止一次提醒支书知青的粮食吃超了，只是支书默不住声，不说话，绝不是没想法，分的粮食小麦原粮先吃完，显然是个问题。这天，队上在我们知青宿舍开会，队长又提出这个问题，并且让仓库保管员公布了数字，自74年冬至76年夏，已吃超小麦5000多斤，这很是一个大数字，要知道队上的自留小麦库存也就3万多斤。支书发话了，你们知青灶上的面粉磨得太白了，我看100斤麦子，80斤面粉都磨不了，不能这样，要节约，至少要磨出八九十斤面粉。不过我们队上这些知青学生娃都很不错，干活不惜力气，出力了就要吃饱，而且，学生娃还在长身体，队上存粮可以吃，吃超了，年底分配要把钱扣下，就以公购粮标准。我说完了，大家说说看，行不行。

我们几个知青和队上农民确实处得很好！广大社员也就纷纷表示同意支书意见，我们知青也认为支书说得合理。公购粮，小麦一级仅1毛3分7厘，玉米一级8分。队长就是要有个解决办法。所以此事很快过去。一件始终让我们觉得很难堪、觉得很大的一件事，就这样让农民以宽阔的胸怀解决了。到了77年初，要招工离开队上，我先去公社以知青名义要回5000斤返销粮顶债，下余3000斤，队上年未分配，一人扣了我们几十元钱了事。

多吃了粮食，那几年可是个大事，城里人均才30斤粮，且时常粗、细粮对半，我们吃着新鲜的原粮，尤其凤县生长期长的玉米，特别香，可以说，农村三年，土关铺给予了我们很多，其中首先是手里有粮，心里不慌，只是有一件事，今天回忆，我们做得是否妥当呢？还是根本就借了，也说不清楚。

75年冬，全大队小麦选用县上推广的甘麦8号而近乎绝收，那年初冬特别冷，椐说近零下20度，甘麦8号产量大但不耐寒。76年初春，坡上麦地大都改种荞麦。由于我们知青比较懒，新品种队上已用完，所以我们那五亩自留地还种得是队上库存那老品种，初夏，我们自留地的小麦出奇的好，且格外惹眼，县上驻队干部，老沈开玩笑说，要给我们开现场会，但一问是自留地。收罢小麦，又是自留地，组里决定每人100多斤分些代回宝鸡家里，于是几个麻袋一装，上了由凤县开往宝鸡的班车。事有凑巧。由于早已吃超了队里分的粮食，故而自留地的小麦应先还帐，往宝鸡家里拿，很有些不妥，所以，大家都悄悄的躲人，越躲越躲不过，支书和队长去公社开会，本应向南走，因挡不上班车，却向北至白家店再向南，于是，在白家店车站支书队长下车，我们几个知青忙着搬小麦上车，那场面尴尬，难为情无以言表，负责送粮的同学第二天给大家说时。没有一个人表示出任何高见，算不算做贼，对得起队上社员吗？

尽管是我们自留地所打的粮食，尽管宝鸡有我们的父母，可以享受儿女的劳动成果，况且，吃些新鲜小麦，那在当年也算是一种奢侈。但我们的内心却并不踏实。

支书和队长显然是原谅我们了，社员们也是厚爱我们的，因为吃超小麦的事后来顺利解决。他们的忠厚、善良、质朴、大度恰和我们这个民族的秉性一样，让我们这些知青却实接受了最好的再教育。

二、第一次智力测验。

支书原来在城里工作，大约60年代返乡，才来到了队上。但他是回民，祖籍河南，黑红胸膛，浓眉大眼，五官端正，一付硬郎铁汉的形象，五大三粗却并不含糊，一天地头又在考我们知青，他说，牛有牛肚，羊有羊肚，这肚子在人身上是哪一块，叫啥名字？十八、九岁学生娃，还真没有一个答得上来，来队上已一年，羊也分吃了四、五只，牛也因滚坡摔死吃了四、五头，谁也不知肚子是什么，支书哈哈笑了，你们说是不是人的胃，对了，恍然大悟的一伙知青傻蛋全明白了。

三、计件承包，多种经营

70年代以粮为纲乃农业工作之最高指示，可自从我们下乡以后，支书说得最多的修渔池。嘉陵江边洪水肆虐时，河道常变化，且会当下一些深坑。支书打上了临近铁路边一个约四、五亩大水坑的注意。于是，搬石头、筑石坝，引江水，一个春上，渔池算是修好了，派我们知青和一位社员赴关中的眉县买回了鱼苗，放入渔池中。但不知什么原因，那批鱼苗是借涨水时跑了，还是就没活，队上一直也未搞清。但从实际出发，谋事、干事就是支书的特色。

凤县土广人稀，劳力缺乏，遇到可以以劳计酬的农活，支书从来就会，干多多得，干少少得，不搞大锅饭。完全和那个时代唱出了反调。

缴公粮，人要从半山上队里仓库背至江对面的公路边。先下山、过河，再爬倒坡约50米，若不计件，一车玉米，十几个人怎么也得一天。于是计件，每300斤记一天工，5盒烟，超出多少记多少分。社员和知青积极性都很高。那次背玉米，已是十二月，嘉陵江水很小，队上依然如往年架了一座临时小木桥，好像是上午11点多，已是一人最后一趟，支书走在桥上，我和社员几人在河边坡下休息，忽然一声不好，支书人已站在江水里，露出大腿以上身体，一麻袋玉米却在桥上，我们几人忙去搀扶，不料支书在河里说：“小马，湿到裆里了。”这一下大家都笑个不停，原来这是一个有来头的故事，去年初夏一场雨后，江水稍涨，大家收工过河，所有人都没有问题，独新近由四川迁来入户的女社员因个子矮小，水已浸到大腿上，印象中，那位很能吃苦的四川妇女至多有1.5米高。常爱开玩笑的社员大声说：“湿到裆里了。”惹得大家哈哈笑声一片。后常以此戏谑。随有典故，支书此时却已湿到裆里，水已很冷，还在开玩笑，很是可笑之极。

四、似黄非黄的“段子”。

时下的段子恐已流行十年，其中不乏精彩之笔，有些认真读来，艺术性、思想性皆可流传下来。大胆的畅想，短信创作，将有待成就新时代之唐诗宋词元曲的辉煌，因为他的基础正是基于以上和中国文人的人文精神，名位试目以待，精彩的短信汇总，今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会心一笑，恰是至极创意的效果。

但千百年来，百姓自有其对事物的看法和生活的感受，当然喜怒哀乐，以及戏谑、调侃、诙谐、顽皮无不由之。但在长者支书嘴里说出这些，颇令我们吃惊，那是一个冬夜的夜晚，全大队集中劳力修地，两间地铺睡着我们队上的知青和社员，白日劳累一天，夜来熄灯后大家准备睡觉。支书忽然笑呵呵的说：“我出一个谜语，看你们谁能猜出来，而且只须知青回答，社员不能说。”这迷语是：越拨拉越硬，打一食品。越拨拉越粗，也打一食品。支书的话还末说完，黑暗中各屋都笑声震天，社员、知青几乎都笑得钻出了被窝，几个同学来到支书睡得房屋大叫，“支书，你真坏。。。。。。”.

支书自己笑个不停，笑归笑，支书仍一本正经的说，却实有两种东西，是吃得，谁猜得出来，约莫十几分钟，谁也末猜出。大家说，支书你快说，是什么东西。支书说，唉呀，就是麻花和油条嘛。

三年之中，支书若父兄般的慈爱之心、友爱之心对待我们，每一个知青，尽管他很少严厉的批评过我们，但仿佛有一种凛然正气和一种温和友善的气质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，常使我们的一些错误不良行为扼杀于萌芽之中，要知道，穷困潦倒、艰苦环境中的知青常在自暴自弃的氛围下做出破坏性的举动，给队上、社会上带来恶果，但支书还从末很少和我们开玩笑，而这一次玩笑，开得真好，让人长见识，又确实起到消除疲劳的作用。

离开队上多年，但支书笑呵呵的面容时常浮现在脑海中，让人难以忘怀，说得清的感觉是，他是一个结实能干的农民，是庄稼地的好手，是植根社员心中的靠山和当家人，也是我们知青的父母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