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品供应看凤县

□ 张嘉寅

“文革”还没有开始，我就参加了工作，被分配到了一个门上写着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”八个大字的商业单位，后来又被调到其他部门工作。几十年来，我目睹了一个小县城改革开放前后商品供应的巨大变化。

那时，凭票证供应成了一种“特色”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商品供应就一年比一年紧缺，凡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大都实行了凭票、凭证供应，而且供应标准十分低。当时在粮、油、棉、布凭证供应的先导下，又增加了只有“商品粮”人口才能享受的肉、蛋、肥皂、洗衣粉、糖、烟、酒、豆腐、粉条、烤火煤等票证，甚至连煤油、火柴也纳入了凭票供应的范围。居民家中的票证多得连自己都搞不清了。

排队买商品人们已经司空见惯，街道上经常可以见到排得不见头尾的长队，有一次，我在一个以往没有排过队的地方，发现一个拐了几道弯的长队。于是，我连看都顾不得看也排在队伍的后边，心想肯定是卖紧张商品。结果排到跟前，原来是卖每人一次只能买两包的粗糙卫生纸。我一个小伙子，见此情景，只好扫兴地悄悄离开。提起排队，县城还发生过一次惨景，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春节前，食品公司的大肉供应处前，每天都有大批拿着票而买不着肉的群众。年节临近，公司只好加班安排了一次晚间供应，一位居民为了排个早队，晚饭后便往食品门市部赶，结果走到一座楼房下，被大风从楼顶刮下来的宣传牌砸在头上，失去了生命，成为当时最悲惨的事情。

批条子，走后门成了一部分人的特权。八十年代前，由于商品的极度匮乏，大到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，小到米面肉、烟酒糖，副食品都是批条子的范畴。凡是掌握着紧俏商品的负责人可谓权利不小，他们走到街上比县长还神气。消费者也形成了等级，当时流行着“一等人送上门，二等人走后门，三等人没有门。”我曾被抽调到商业局企业整顿工作组，进驻一个商店，有一天副食组柜台前来了一位比女营业员年龄还大的农村妇女，诉说自己的孩子小，没奶吃，给娃喂的是面糊糊，想让营业员开恩买点白糖，当时营业员倒也是坚持原则，说糖是凭票供应的，你没票不能卖，农村妇女无奈地离开了，但还在不远处徘徊。过了一会，一个小孩走近营业员，叫了一声姨，营业员笑着赶紧给小孩秤了一包糖，那位妇女将这一幕看在眼里，也凑前来把营业员叫了一声姨，要买白糖，场面非常尴尬。还有一个真实的笑话，那个年代大肉供应十分紧张，更不要说猪头猪下水了。一个春节前，供应单位为了解决有关部门领导的后顾之忧，提前就留了些猪头，并用纸条写上各领导的姓名，贴在猪头上，而工作人员都习惯地说已经秤了某某领导的头。

回首过去，酸楚、尴尬、扫兴、啼笑都有，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，还是这个小县城，但房子多了、楼高了、路平了、街靓了、天蓝了、水绿了，超市、商场、摊位鳞次栉比，各类商品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商家的促销活动此起彼伏，促销手段五花八门，小商小贩们的叫卖声不绝于耳。市场一片繁荣，人们再也无需排长队、找关系、批条子了。

三十年来商品供应日益丰富，见证着城乡差别在无声的缩小，人格在无声地迈向平等，改革开放的魅力不由人不叹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