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，温家宝总理继续沿用了去年报告中对形势的研判：2009年，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。但相同的字面，因为时隔一年，其背后的语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去年的两会前夕，正在宏观调控中艰难行进的中国经济，又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，人们焦灼关注的是出口下降，企业倒闭，失业率上升，群体性事件频发……当时温家宝在提到“最困难”时的凝重神色，被中外媒体一再重温。而温总理在阐述财政和货币政策时，也将2008年“稳健”和“从紧”的报告用语，一变而为“积极”和“适度宽松”。

一年过去，中国经济回升势头明显，让人松了一口气，媒体上甚至弥漫着一股“风景这边独好”的乐观气氛。因此，温家宝在对“最困难”的回顾后，紧接着指出“很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”，让人听来也觉气定神闲了许多。

但是，温家宝接下来就用了一个绝不轻松的形容词——“极为复杂”——来描述已经开始的2010年，“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，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，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，经济社会发展中‘两难’问题增多。”

“极为复杂”并不比“最困难”更好应对。应对得不好，“复杂”会转成“困难”。如何在诸多“复杂”的线头儿中找到应对之策，如何确立复杂中诸多发展目标的重中之重？我们注意到，除了历年报告中都有的“深化改革”依然得以强调而外，除了用“刻不容缓”形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之外，在今年的报告里，本届政府更对政府工作的终极意义作出庄重承诺：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、更有尊严，让社会更加和谐。

“有尊严”，最先出诸温家宝之口，是在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，当时便让人耳目一新，被敏感的中外媒体争相报道。而今，这一崭新的提法，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之中，从个性化表述提升为官方承诺，更让人心情激荡。

去年是新中国建立60周年，一个甲子过去了，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摘得了许多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，而将“以人为本”具像地描述为，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、更有尊严，让社会更加公正、更加和谐”，这样的认识，是对民主政治的践诺，是对政府职能公仆本色的正本清源。盘点共和国60年精神成果，这样的认识颇让人百感交集。

“幸福”这个字眼，我们在共和国开国之后历届政府的承诺中，都耳熟能详。50年代，人们对幸福的憧憬是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；六七十年代，是“三转一响”（三转是自行车、缝纫机、电风扇，一响是收音机），是进国营工厂或穿上军装；80年代是“万元户”；90年代是有房有车；新世纪的幸福感呢，则和总理紧跟着提出的“尊严”息息相关。

且看，眼下民众热议的、社会矛盾集中的、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领域，无不飘扬着“尊严”的旗帜。

80后对蜗居生活苦不堪言，事实上，他们的居住条件比之同龄时三代同室、或筒子楼一住几十年的父辈来说，未必更差，但是，住房在今天意味着体面和安全感，意味着有尊严的生活；

野蛮的强制拆迁，拆掉的不仅是安身立命的房子，也是“草民”最后的尊严；

教育资源的失衡、受教育权利的不公，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城市生存维艰，农村大量留守儿童遭遇亲子困境和成长的烦恼，剥夺的是弱势群体对下一代有尊严地发展的强烈渴望；

社会保障的缺失，看病难看病贵，让草根阶层生存的尊严受到打击；

官场腐败现象的层出不穷，体制机制的僵化与迟滞，社会上假丑恶现象屡禁不绝，中国遭遇愈演愈烈的“道德沙尘暴”，拷问的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精神尊严。

如果说，以前我们习惯于更多地用物质的尺度来形容“幸福”，2010年政府对保证民众尊严的承诺，或许是一个转机，我们的政府，不但开始意识到走向小康的民众，对精神层面的需求日益高企，也在用这个尺度对政府工作、对官员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。谋民之利，解民之难，排民之忧，扶民之危，保障人民群众的幸福与尊严，是政府的本份和责任。有这样的理解，强迁之手还敢往外伸吗？民办教师的清退还会如此草率吗？钓鱼执法还会横行数年而不知收敛吗？

去年，温家宝坦率承认，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“与人民的期待仍有不小差距”，今年，在这方面的表述中，除了把“不小差距”，变为“较大差距”外，其他对政府负面评价的描述仍大同小异。这一方面说明本届政府并未讳疾忌医，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的自身改革难度极大，不可能短时奏功。

但是，有了这样清醒的认识和庄重的承诺，我们对坚守岗位的本届政府，仍然抱有极大的期望；对民众生活的幸福与尊严，抱有极大的期望；对刚刚六十初度的共和国在新的起点上重新出发，抱有极大的期望……（李泓冰 原题：政府工作报告承诺“让人民更有尊严”意义何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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